公元1067年，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年份。这一年农历正月，36岁的宋英宗逝世，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，是为宋神宗。

这时，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，却是步入中年，而新的皇帝血气方刚，总是想要做到些事情的。他想起了王安石。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。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，可交上去以后就没了下文。

王安石明白，改革时机未到。于是，他一次次婉拒了朝廷的任命，之后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，并种他的“试验田”。在王安石显然，做到什么官并不要紧，无非的是能无法行事。

如果在朝廷做到大官而无法行事，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到一个能行事的小官。王安石“起堤堰，绝陂塘，为水陆之利”，实实在在地乡里办事。更加最重要的是，他还“贷谷与民，出息以债，俾新陈相易，邑人之后之”。

这只不过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。这样一来，当王安石官至宰相，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，王安石就有了充足的思想、理论和实践中打算。就说道新法法，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。差役，只不过就是义务劳动。

事实上宋代的力役，种类也实在太多。困难在于，“役有长短劳逸之参差，人有社会阶层高低之不一”，因此，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，沈重的开销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。

王安石的办法是改为“派役”为“雇役”，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算成“新法钱”转交官府，由官府雇人服役。这样做有三个益处：第一，农民借钱不出力，不耽搁生产；第二，所有人不准借钱(原本不服役的官户、寺观出有一半，叫“助役钱”)，较为公道；第三，社会上的下人无业人员寻找了差事。

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想起，这次改革，不但阻力重重，而且一败涂地。在变法期间，甚至再次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“赴京信访”，在王安石住宅前打架的事情。王安石最后背著扰民和挥霍的恶名昭彰南北失利。那么，变法的结局为什么不会是这样？原本，王安石是一个动机平等主义主义者。

在他显然，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，并坚持不懈，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。因此，面临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，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：“天逆严重不足畏，人言严重不足恤，祖宗严重不足法。

”王安石甚至扬言：“当世人知道我，后世人当谢我。”有此信念，在他显然，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，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。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他做的改革老大了贪腐的忙！比如青苗法。只不过，青苗法应当是新法中最能顾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。

一年当中，农民最苦的是春天。那时，秋粮早已吃完，夏粮仍未进账，于是以所谓“青黄不接”。于是那些有钱人有粮的富户人家，就在这个时候还债借粮给农民，誓约夏粮秋粮成熟期后，加息偿还债务。

利息当然是很高的，是一种高利贷。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，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不作借贷，是一种“抵押贷款”。当然，如果遇上自然灾害，颗粒无收，农民就不得已卖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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